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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庄街道办村史

| 招商动态 |2018-11-30

杨庄村

是杨庄街道办事处所在地,环山公路环绕村东南,引(镇)库峪公路贯村而过。南距终南山库峪太兴山5公里,距人头山旅游景点3公里。村东有“秀水山庄”庄园,南有垂钓戏水水塘。东邻高山庙,南依井家湾,西靠付家塬村,北接营沟村。新中国成立初243户,850多人。2012年,有5个村民小组,420户,1626人,耕地1400多亩。新中国成立初全村的大学生只有两个,现已达70多人。全村规模养殖户8户,企业12家。

以前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解放后,逐步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成为秦岭山下一座新兴集镇,是杨庄地区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的中心。企事业单位、部门齐全,设街办幼儿园、街办中心小学、街办初中。商业、加工业店铺毗连成街。兼之位处枢纽之地,东去渭南、西通周至、北连西安、南通柞水。

杨庄村形成于明洪武年间,相传山西大槐树一杨姓住户迁来居住,后发展成村庄,遂名杨家庄。清嘉庆《咸宁县志》记杨家庄。民国后,群众简称为杨庄。

最初的村形很简单,像个“丁”字。横画是南北走向的一条单面街,位于村庄西端,故名西街。竖画是东西走向的一条街,称为东街。钩画指村庄东端,住户少,因高姓多而称为高庄。因为村形好似一个“丁”字,传说村名曾叫“丁郎寨”。据传,村名还曾叫“五道桥”。顾名思义,就是沟多桥多,村子一共有五座桥。当时,村中共有东、西两条大沟,均由南而北,把东街与西街和高庄分割开来,村庄被截为三段。沟的最宽处达100多米,最深处30多米。以前,西街南端的桥头,卧着两只石羊,竖着两根石桩,听老人说,是野狐沟发大水冲下来的,所以村名叫杨(羊)庄(桩)。20世纪70年代初,野狐沟修水库时,曾挖出一个完整的碌碡和半个铁锅,表明野狐沟里很早曾有人居住过。

1957年,引镇公社(当时是大公社,后来分化为几个小公社,引镇设为区)大兴水利事业。杨庄地区首先修水渠,把库峪河水引上库峪口村的高塬,一直引到杨庄村北,蓄在凼湾水库。水渠沿西塬根穿村而过。人们在渠里洗衣洗菜,夏天洗澡,还有人挑渠水做饭。人们欣喜地称之为“幸福渠”。

1958年,杨庄地区开始兴修水库大战,杨庄村也拉开东沟水库的修筑工程。政府多次勘察、论证后,在东沟修筑一座大坝,把东街和高庄连接起来,天堑变通途,村庄始完整。

1965年春季,发动全村社员,用担笼担、推车推、运土三天,填满了横卧在西街北口几百年的大池塘,现在已经是宽阔的街道和平坦的公路。

1972年,大队改造西街前街桥南街道。路东是深沟,路设在沟沿上,西边是一道长长的高崖。社员们运土垫路,抬高路基,结束此街人家世世代代每日上上下下的坎坷岁月。

1976年,开始平整土地运动,挖高垫低。鸣犊区燎五、燎六大队的社员们住进村中,帮助平整土地,在地头修筑石砌水沟。

1970年后,三期修筑杨庄村南野狐沟水库,现在村里的两个水库,在80年代初期已承包给养鱼专业户。

斗转星移,村中桥南出村大路成为引库公路,1976年通了班车。2007年修成柏油公路,917公交车直通库峪口。

20世纪70年代末,党支部书记李安民,带着两委会实施建设新村的宏图大略。运土填沟,整治杨庄村西街这条贯通南北的主干街道。1995年春季,全村启动义务运土填沟的艰巨工程。共修涵洞400米,填平宽30米,深13米的大沟。1997年,拉开了扩街修路工程。拆除旧房,调正街道,拓宽街面。然后按标准建新楼,装饰门面,硬化路面。共建街房300多间,硬化道路8公里,安装路灯80多盏。村中的深沟填平后,形成一片开阔地,设立贸易市场。定于农历每月每旬的二、五、八日为集日。1996年元月8日正式立集,请秦腔剧团助兴,大戏唱了七天。

1998年,设计修建办公楼。同年,又把市场周围的主要干道修成水泥路。2002年,为各村民小组修筑垃圾台,延长村中地下的排污洞。2004年完成全村背街小巷所有土路的硬化。

2005年夏,全村进行平整土地大会战,30多台推土机忙碌在田间,于秋播前完成500多亩土地的平整任务。2009年冬季,打深水井一眼,安装水管,全体村民吃上自来水。现在村中已发展起养鸡、养猪、养鱼、养羊、种菜、开果园、做豆腐、开餐馆、经营小吃、搞建筑、跑运输等60多家专业户。

以前,村北街口大池塘东边紧挨着一座庙院。一共三座大殿,分为前殿、中殿和后殿。前殿是个空殿,供朝庙的客人休息。中殿供着关羽,人称老爷殿。后殿供着菩萨。前殿门前是一个广场,供娱乐、集会。左前方,石制钟架上吊着一口三米多高的大铁钟,敲击时,声音十里以外可清晰而闻。以前,当地有天旱取雨救灾的习俗,取雨时仪式隆重而庄严,需要一位神汉跳大神。新中国成立后大庙改建为学校,先设立小学,后设为民办初中,后又撤民中,重新设为小学。20世纪70年代初,校址南移,原址改建为供销社。

小学校址南迁后,建起一座新学校,大队又在校舍前方建造一座戏楼,唱戏、演节目、公社召开群众大会都在里。1997年,小学房舍危漏严重,四处筹措资金,拆旧盖新,建起24间两层两排教学楼。1997年,完成宿办楼建设。原戏楼也因危漏严重,与旧校舍同时被拆除。1997年,小学对面又建起乡办中学,曾两年带高中班。2005年,杨庄中学校舍出现严重险情,被立即拆除。李书记捐出5000元,全乡掀起捐款热潮,促成建校工程。20世纪的70年代到80年代,小学升初中考试成绩曾连续位于全乡前茅。初级中学成绩长期领先于全区,迎来周边慕名求学的莘莘学子。生源的扩增,带动租房业、饮食业大发展。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屡屡受到上级的表彰奖励。曾在长安区、西安高新区、北京香山等全国课题研讨会上交流经验,曾在青岛、北戴河、首都师范大学附中、西安高新一中展示科研成果。

该村旧社会就有私塾学堂、戏剧自乐班,春节耍社火,节日唱大戏。

1997年,被长安区政府评为小康村。

村中有一名叫李兴民的老人,自幼学习炸油糕,技术精湛,超过同行。他的油糕皮薄,酥脆,吃着香,现在几个儿子继承其绝技,只要提起杨庄李家油糕,方圆几十里没有不夸赞的。

营沟村

位于终南山下4公里处,南邻杨庄村,北靠侯官寨村,东邻高山庙、佛沟村,西与上堡子村接壤。村东甘河水潺潺,村西南沟河水长流,过去被称为杨庄地区“白菜心”。20世纪50年代中期,145户,700余人。2012年,有6个村民小组,430户,1734人。耕地1490亩。姓氏有薛、杜、刘、王、李、田、尤、朱等。

历史上,由于山洪、雨水的冲刷,从杨庄街道办扯袍峪,经汪庄、付家塬村、杨庄村、营沟村、侯官寨村东,形成一条弯曲不整、深浅不齐的壕沟。在壕沟的营沟村段,相传在古代,有两支军队隔沟对垒、扎营下寨,沟东军队取营沟村与高山庙村、佛沟村之间的甘河水,沟西的军队取营沟村与上堡子村之间的南沟河水。故把这一段壕沟称为营沟。依据是在营沟村东北,现通往佛沟村路北侧,有一处称为沙塔,发现过矛、戟头等军队驻扎的遗留物,在沙圪塔有埋葬战死军士的墓群,盗墓人遗留下的遗留物中,有铠甲片、护心镜、宝剑等。“文化大革命”时曾更名红卫村,后仍沿用旧名营沟村。

据辈辈相传,在清咸丰二年(1852),有一户薛姓人家,从山西大槐树下流落到长安区丰镐一带,因无法定居又流落到营沟,凿窑穴居。当时是弟兄四人,后经各自繁衍,形成长门、二门、三门、四门的分支。至今薛姓仍为村中大姓,五组全部姓薛,号称薛家队。四组、二组、六组也都有为数不少的薛姓。现薛家长门、四门都已后继无人,二门大部分搬到武功县生活,本村仅有几户。本村绝大部分薛姓人家,都是三门的后代。薛姓以后又搬来尤姓、田姓,这三姓取营沟为村名,后又相继搬来杜、王、刘、孙、李等姓。故至今薛、田、尤、杜姓都是大姓。

在旧社会,营沟村隶属侯官寨乡管辖,为一个保,保下有甲。新中国成立后,隶属杨庄公社管辖,下设5个生产队。改革开放后,设6个村民小组。

五组、四组、三组、二组的部分村民及六组部分村民原居住在营沟的东西两侧,一组全部及二组的绝大部分,三组的极少部分居沟东岸。改革开放后,陆续有人重建新房。2005年后,三组大部分群众又逐渐移居到离村东边约300米处建房而居,六组、二组在北沟居住的村民陆续移居村里及岸上建房。2011—2012年,五组和四组从沟下搬迁到沟西岸上平地建房,三组、二组的沟居人家迁到沟东岸上平地建房。整个营沟村成为东(三组、二组、一组)西(四组、五组)分明隔沟而居的自然村,原来居住的壕沟现变成南北长约600米、宽约50米的平整地,村民种菜种粮,种树、养鱼。

1963年社教运动以前,交通极为不便,从沟西到沟东,只有四条羊肠小路。1964年社教期间,对村内道路进行修建,扩充了杜家坡、李家坡,在中间修了一座较大的石头桥,人称大桥,称李家坡为社教坡,成为营沟村的主要交通路线。2001年大搬迁后,取四组南塬之土,从四组到三组之内,垫起一条大道,后又复修为一条水泥路,东通村里,西通引库公路。又在村东修了一条水泥路,南到高庄村水泥路,北到北侯官寨以东,从五组到引库路,从三组到环山路各修了一条水泥路,各街道、巷都修了水泥路。

改革开放前,村民均为纯农业农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村民们渐渐改变了原来的从业性质,一部分人从事豆腐业、养猪、木工、焊工、商业、装修、餐饮业、建筑业等,而绝大多数人农闲时长期在外打工,包揽工程挣钱。

20世纪50年代,教育落后,文盲数多,学校借住古庙及私人闲置屋,14岁才上小学一年级的现象极普遍。社教后,营沟、杨庄合办一所联合小学,校址在现小学处。1997年五组在广东省公安系统担任要职的薛随喜,联络当地富户,集资20余万元,给营沟村修建教学楼24间、办公楼8间,大大改变了本村的教育教学情况。恢复高考制度后至今,全村约百余名大学生,受中等专业技术教育的已经普及,村内基本无文盲。现在村中最高学历是博士后(三组李军)。儿童入托入学率100%。

石佛庄村

位于终南山下,库峪河之滨。村东引(镇)库(峪)公路擦村而过。环山路绕村北。村南有被誉为南武当的旅游胜地——太兴山。村西有因流传千年的王莽追刘秀的故事而得名的扯袍峪。为杨庄街道第三大村,2010年,有8个村民小组,334户,1260人。

说起村名来历,有历史考证。据清嘉庆《咸宁县志》记载为“石佛寺”,因北塬有宋代建的红云寺,寺内祀石佛,习惯称为石佛寺,后有居民在此居住,遂形成村庄。该名沿用至今。

红云寺有一段传奇:当年,唐朝某皇帝在此狩猎,见此青山秀水,乐而忘返,随口道“能在此建一行宫,倒是避暑修行的好去处。”巧的是一云游僧人后跋山涉水于此,席地休息,忽有一团红云在头顶漂浮,投下影子于地面。僧人顿悟,于是大兴土木,建造上殿五间,下殿五间,南北僧房各九间;寺内供卧佛一尊,每日信徒涌动,香火甚旺。唐帝闻知,于正月二十三前往上香,并题金匾“红云寺”悬于寺门之上。可惜“文化大革命”时毁于一旦。现今的红云寺,经时任主持释成明师傅的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再现原貌。每年正月二十三庙会更是人头攒动,香火缭绕,秦腔、杂技、乱弹、扭秧歌,演变成为四乡八里群众文化娱乐、物资交流、风味小吃、游山玩水的一个综合节日。

红云寺前有一千年古槐,需五人合抱方可成围,现为长安区挂牌保护名木,虽年龄到了老年,但树冠依旧葱郁。

村域库塘遍布,大大小小十多个。村内地貌虽然复杂,有沟、坡、河,但布局非常好。有五龙岭雄踞西南;岭上树木繁茂,有国槐、毛栗、核桃、苹果等;秀美的山村,成为多家影楼外景拍摄点。

村里小学,东西对面各九间两层教学楼,正中为行政办公楼,有200多名孩子,人人享受蛋奶工程。

“下雨一身泥,天晴一身土”的旧貌已不复存在,如今村委会门前是健身广场,器材一字形摆开,街道有专人保洁。每当夜幕降临,大街小巷路灯璀璨,年轻人在健身广场翩翩起舞,中老年人在家看秦腔,小孩子在灯下温习功课。

古时,朝中最大的官为宰相。如今有一名青年在国家民政部任职,大学生分布全国各地。

李家山村

坐落在杨庄街办西南1.5公里的丘陵上,北与相距2公里的侯官寨村相邻,西临东沟水库,南与汪庄村、魏家岭接壤。121户,418人。村民收入以非农业产业为主,耕地495亩。有研究生4人,大专生6人,中专生18人。

李家山没有山,村名从何而来。据长辈传说,村北2公里处有一村叫侯官寨,明末灾情频发,民不聊生,反朝廷民变和反抗势力愈演愈烈,朝廷派一侯爷进驻此地,安营下寨,平定此方后,便落住侯官寨。侯爷手下有一员大将姓李,分割此处土地时,有一民谣为证:祝家碥,高家塬,党家湾,李家女子强占了山。李家搬住在这个丘陵肥沃土地,取名李家山,后经历史变迁,有一王姓买取了塬西一片土地,后又有祝家在此建祝家坟并移民。清末明初,从蓝田田家村、侯家村、广昌村李家三户迁入村中。新中国成立前扯袍峪两张姓迁入,新中国成立后郭家、车家、肖家进社入村。清末田家一户夫亡,屈家进门,立户屈家。现有好多地名为证,如祝家坟、党家地、马家地等。

明清至新中国成立前,村民以农耕为主,上山打柴为生。新中国成立后,再也看不到以前的草房、窝棚和残垣断壁的破旧现象。现已是楼房林立,道路宽敞。

2001年10月进行产业调整,引进“中华寿桃川中岛”64亩,现已结果。2006年10月,引进矮化核桃94亩,樱桃38亩,金太阳肉杏30亩。2009年2月投资1.5万元栽植优质矮化核桃林20亩。

2004年6月,修建水塔一座,蓄水30吨,总投资8.4万元。2005年10月,投资18.7万元,对全村主干道路三条和支干路16条进行水泥硬化,总长9公里,修建村内排水沟1968米。2006年7月,对出村路面进行硬化,全长2.53公里,宽4米,投资75万元。2006年2月,对村内道路进行绿化;2007年初,对出村路两边进行绿化。

2008年元月,被确定为市级新农村建设重点村,6月为村主干道安装垃圾箱28个,10月修建人畜饮水工程,铺设管道。2009年3月,新修新农村门楼一座。

2009年6月底,启动村级公共服务中心设施建设,五间两层砖混楼房,硬化健身广场300平方米,砌围墙186米,安装健身器材11套,平整活动场地450平方米,制作文化墙20块。

2010年3月实施环村林带建设,栽植国槐、杨树共计20亩,对村公共服务中心设施进行绿化。利用闲置的四联小学宿舍,引进秦域养殖基地项目1个,总投资800万元,目前已完成一期投资360万元,项目已正式实施。

大寨村

位于长安区东南部,南依秦岭,北傍省道,东临汤峪,西连大峪。6个村民小组,258户,1078人。姓氏以姚、杨、张、李、郜为主,还有屈、毛、赵、吴、昝等姓。之所以姓氏多,主要是秦朝时,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姓氏军屯士兵传续而来。

村所在地是秦朝时的一个藩镇,屯田扎寨于此地。因寨较大故起名大寨,明朝初期在此建起大寨村。《咸宁县志》和《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均记有大寨村名。

村南是秦岭,村北是秦岭环山旅游省道。村东的库峪河,常年水流清澈,流域平坦开阔,村中妇女常在河中洗衣,村民在河中挑水,种植水稻、树木、养鱼。夏季,时常听到稻田和鱼塘中此起彼伏的蛙声。现在库峪河植被茂盛,流域更加清新。村西水库是在水沟的基础上人工筑坝修建而成,常年活水源源不断,周围树木茂密,沿大坝形成的道路宽敞,连通大寨村、引库公路和环山路,周边已建起娱乐、饮食为一体的农家乐,是人们垂钓休闲的优雅场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秦岭北部的山岭、谷峪的青山丽水和温泉山庄,已经成为西安等许多大中城市人们旅游度假的胜地。

2006年,打153米的深井,并铺设自来水管道4000米,彻底解决了村民只能靠担河水饮用的困难。同年,运沙石、挖水沟、砌石坎,使全村8000米的道路全部变成既平又直又宽敞的硬化水泥路。2008年,所有道路安装路灯,共计65盏。道路两旁植树绿化。

2009年,不仅有村级卫生所,而且是甲级卫生所,解决了村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010年,该村被确定为长安区秦岭环山旅游线“九大农家乐”之一。当年投资300万元完成十多户农家乐的房屋设施、场地和道路建设与改造,而且当年就取得了相应的效益。现在,南北东西宽直的硬化水泥道路纵横交错,道路两侧大多数是新建的装修一新的两层民居楼房,许多家有汽车,许多家庭出了大学生。

新中国成立前,该村姚舜夫(姚麻子)先生是关中名儒牛才子最出名的学生。姚舜夫胸怀大志、博览群书、过目不忘,满腹经纶,路上马莲草绊脚,随口吟道:“佳蕙何必生路旁,有其兰名无其香,若有三分芬芳意,示与幽人供斋房!”为理想走河南、闯北京。敢于向当时统治中国的封建主体思想——程朱理学挑战,否定程朱理学“非圣书,凡勿视”的观点。为时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招兵,督察禁烟时被恶人杀害,曾引起戎侯乡成千上万人手抡杈把、锄头,围堵引驾回(今引镇)。

新中国成立至今,出了许多能工巧匠和企业家。新中国成立初,木匠郜季华利用本村优越的水资源,设计并制造两台水磨,为全村及方圆百姓加工粮食。20世纪80年代初,企业家姚瑞征协助杨庄公社办起了木器厂,木器家具销往全国各地,率先带领杨庄人民走上致富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村民就盖起戏楼,成立自乐班,演皮影戏、抬社火、敲家伙、舞狮子、扭秧歌、耍底子,大头娃、脏婆娘、生旦净丑,惟妙惟肖。起鸡啼、睡半夜、饿肚子,图的就是洋活,图的就是畅快,图的就是看热闹的乡党指指点点,大呼小叫,前呼后拥。2006年,又成立“百人锣鼓队”,阵容庞大,气势磅礴。

现任村支书姚瑞兆,非常重视村民子女的文化教育,1994年,率先在杨庄境内实现村级小学楼房化,多方集资,建起十二间两层的楼房,成立大寨小学,1995年,被评为西安市“重教育先进个人”。2007年,村委会筹资15万元建起村委会办公室,安置村民健身娱乐设施。

大寨村东侧,水道坡口,有一座几十年前建的观音庙,以前男女老少常去庙里烧香,求神赐福,至今还有少数老人去敬神。

高山庙村

位于杨庄街道办东北1.5公里处,由高山庙、梁家砭、黄家沟三个自然村组成。2010年,有6个村民小组,420户,1789人,耕地1898亩。主产小麦、玉米、水稻。

据《长安县志》记载:建于明天启年间。据传,村头塬上有古庙一座,人称高山庙。

在清末战乱年间,该村义和神团一举击败外来侵袭,保一方平安,从此名声大振。1929年的“虎烈拉”大瘟疫肆虐,邻村死亡无数,唯有该村有高人指点避瘟防疫,伤亡甚微。后来又战胜了1931年的旱灾。

1973年,借农业学大寨之风,对路渠全面规划,实行方田化,彻底改变了队与队耕地相互交叉,道路歪斜和地界不清的矛盾,使村地形地貌发生根本性变化。

1985年组织群众拉沙石、筹资金,经过一冬奋战,在库峪河上架起三座长20米、宽4.5米、高5米的石拱桥,结束千百年来趟涉之苦。1986年,该村出现百年罕见的鼠灾。1987年夏秋之季发生四个月干旱,秋季颗粒无收。

2002年前居于塬下二砭子,旧房危,散乱交叉,给生产生活造成极大不便。村领导决定整村搬迁,重新规划,才有高山庙如今崭新的面貌,从而告别“出门不敢四步走,五步临崖便踩空”的惊恐日子。

2005年,筹集资金,发动群众拉沙运石,硬是死拼活拼给村中打了一条条平展展的水泥路,近6000米。装路灯98盏,极大方便了群众,告别了百年来的出行难问题。2008年多方筹集资金,建小学教学楼十二间两层,村委会办公楼五间三层。又建造娱乐活动场所2000余平方米,安装健身器材12件套。2009年,建成标准化卫生室,紧接着为群众安上自来水。

自古以来就擅长农副并举,由于村里水质甘甜,纯净独特,做出的豆腐白皙嫩滑,香甜可口,并有益寿延年之功效,多少艺术家称之为“龙肝凤脑”,知名度享誉方圆百里。村中不断发动群众完善产业结构,规范销售渠道,打造高山庙豆腐品牌。

每逢春节时节,村民耍起社火、秧歌,声势浩大,方圆数十里蜂拥而至,争相观看。尤其是社火底子,也属长安社火一绝。历来就有一支热爱文艺的队伍,自发组织“自乐班”,农闲时间,拿起渔鼓间板,拉起胡琴,唱起优美动听的道情。民国期间,张西渠就任周至司法局局长。情系乡里,曾多次协调解决村中的诉讼。近年来,任县处级官员亦不在少数,如黄宏武、张选利等心系乡里,经常为乡亲排忧解难,四处奔走,为村中道路硬化出力献策。

兽医张时珍先生,医术高超,在兽医界有极高威望,当地人称神兽医。在书画界亦很有名,分别担任亚洲书画理事,中国书画院副院长等职。

上堡子村

位于环山公路南侧,北连侯官寨村,西南有许家沟村。东沟水库和徐家沟水库像两块巨大的明镜镶嵌在村子的南边。大小鱼塘波光粼粼,白鹭翩翩,百鸟争鸣,稻浪翻滚,一派江南水乡神韵。

据《长安县志》记载:“上堡村,因地势高而得名。”说到上堡村,不得不提起侯官寨村。据《咸宁县志》记载:“侯官原为一种爵位,唐时这里有一庙曰侯官庙。宋时形成村庄,后来又衍生出上堡村。”两村隔河相望,一南一北,一大一小。早先为一个行政村,是侯官寨的一个社,名叫上堡社。当地人称上社,为侯官寨七社之首。1961年4月底,从侯官寨划出,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村。2个村民小组,130户,600余人,耕地730余亩。

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制约,该村社会和经济一直发展缓慢。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随着环山路旅游专线的开通,为该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近几年,先后筹措资金80余万元,硬化道路6.3公里。打深水井,解决全村600余人的吃水问题。目前全村所有街巷道路全部实现水泥硬化,安装路灯,实现亮化;划分卫生责任区,建有垃圾填埋点。村内路旁实现绿化。2009年被确定为市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村。350平方米村委会办公楼和1000平方米村民健身广场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享誉长安大地,流传百余年,现已被确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侯官寨牛老爷迎春社火”就诞生于此。用社火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淋漓尽致地表达民间百姓生活的喜、怒、哀、乐,不能不说是先民的伟大创新。尤其是“春官”牛老爷的出现,在方圆百里乃至全国社火中都是独一无二的。说到春官“牛老爷”还有历史典故,据说在清朝时有个县令到了立春的时候,携同僚、衙役,自己扶犁,吆着牛在全县走一圈,表示倡导农业,当时影响很大,大家的劲被鼓起来了,以后村子在祭奠先农时就扮装这个形象。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后,以上堡社为首的侯官寨迎春社火牛老爷,规模恢弘,场面盛大,引得方圆百里、数万村民前来观看,最为精彩的是侯官寨六社抬着社火争先到上堡社请牛老爷看社火的场面。按照侯官寨村规,牛老爷只能从上堡社选出,必须由品德端正、相貌堂堂的男性担任,负责本年社火事宜和治安问题,为当日百姓公认的最高行政官。老爷巡游时胯下骑着一头膘肥体壮的大健牛,三班衙役前呼后拥、鸣锣开道、煞是威风,老爷堂前的衙役个个身强体壮,手拿十八般武器,随时听从老爷召唤。老爷堂上高悬“侯官府”匾额,两边竖着“权管一府之地,法治不肖之民”对联。目前侯官寨村和上堡村联合申报的牛老爷社火已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冲刺。

该村不仅有渊源流长的古老社火,更有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仰韶时期人类活动遗址。遗址位于村子中东部,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800米,有大量的陶片和灰坑遗迹存在,比较完整的器物有石斧和陶罐。

盛极一时的古曲目剧种长安道情,又名“三弦”,也曾发源于该村。至今仍有老人能弹三弦,自编自演道情剧目。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安县文化馆的研究人员曾来村,在民间艺人中进行过长安道情文化遗产收集整理和挖掘工作。

该村地形独特。东西两条河流从南山顺流而下,在村北汇合。东西两条沟恰似两条巨龙,将村子围在中间,因而有“双龙戏珠”之说。据老人讲,村中以前住户较少,有数座大庙和寺院,是周围村民祭祀上天和神灵的地方。主要有关帝庙、黑虎庙、土地庙、兴龙寺。兴龙寺,又名“药王庙”,位于村子东北角,依地势而建,险要奇特。始建于晚唐,在四座寺庙中规模最为宏大。正中有五间大殿,供奉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墙壁上绘有精美的彩色壁画,两旁建有偏殿,一边供奉着药王孙思邈,一边供奉着其他诸神。寺院筑有院墙,青砖绿瓦,门楼翘角高耸,勾心斗栱,雕刻着雄奇劲道的行书体“兴龙寺”三个大字。院内有两棵一抱多粗的古柏。树下有一口用石条支起的古钟,高有两米,钟口直径1.3米,钟身铸满铭文,铭记着寺院的历史和辉煌。据老人讲,此钟比西安钟楼上的那口钟还大许多。寺内立着一尊近2米高的石佛像。只可惜寺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那口大钟在大炼钢铁时期化为乌有,至今仅存那尊没了头的石佛像仍沉睡在荒凉的兴龙寺旧址上。

在村西北角的沟底,有一眼清澈见底的水泉,名曰“黑虎泉”。据老人讲,当年泉旁建有一庙,叫“黑虎庙”,供奉着财神赵公明,庙前有一棵两人合抱粗的皂角树,树冠蔽日,枝繁叶茂。黑虎泉直径在1.5米左右,泉水极旺,终年喷涌不断。据说,从前村里一家人生下一个身长黑毛、黑痣的奇丑婴孩,家人将其扔至泉中,始终沉不下去,甚为惊奇,又将孩子抱回家中。数日之后,孩子全身黑毛、黑痣渐渐退去,至老肌肤如婴儿般光洁。后来村里有人欲寻短见,跳入泉中,不知是老天怜悯苍生显了神灵,还是泉水太旺,喷发力太大,跳入水中之人愣是沉不下去;每逢天旱季节,外村人常到此泉“取水”,回村“围坛”。本村善男信女,一边淘泉、一边在庙里磕头焚香,祈求老天下雨。说来也怪,往往不过三天,多少就会有雨下来。

据老人讲,村里共有古树四棵,其中村南一棵皂角树最大,有三人合抱那么粗,中间已空,成人可以从下边钻进、从上边出来。遗憾的是,该树在“文化大革命”时与“黑虎泉”边的那棵大树一同被毁。剩下的两棵已有两人合抱那么粗,为后人遮风挡雨、送凉纳福。

侯官寨村

位于长安区东南方向,距长安区政府所在地约30公里。10个村民小组,是杨庄街道辖区内最大的行政村之一,864户,3240余人,耕地3770亩。农作物以小麦、玉米、水稻、豆类为主。小杂果有柿子、核桃、大枣、桃、杏等。因该村临近两个河沟,因而近年养鱼业发展较快,现有水面200余亩。

据《长安县志》《西安通览》以及地名志等典籍记载:侯官寨村始建于唐代甚或更早。因该村历史上一直长期驻扎军队,且武官战功卓著,从西周樊侯开始,至汉唐、明清,被封为侯爵的官员近50人,故该村得名侯官寨。

该村东、西、南三面临沟,西南位置为塬畔,北面为平地。东南走向的沟道,距村中心约1公里,正东的甘河距村中心约2公里,村西河沟傍村而过,三条河沟的宽度均在百米左右,地形犹如一座天造神设的天然军寨,居库峪谷平原要塞,退可入库峪、扯袍峪,进可经引镇直取长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修养、驻扎之地。

从近代侯官寨驻扎过国民党部队军官总队这一点,完全可以佐证上述说法。在1931—1933年,国民党最高统帅机关将负伤多病的近300名军官安住在侯官寨村休养,多为连排长。最高的是位师长,住在该村现七组一位姓鲁人家。据该村老人回忆,当时村内基本上两户农户抚养一位军官。后因驻村军官不满生活现状,加之个别军官胡作非为,因此在1933年秋收后全部撤走。1945年抗战结束后,该村再次驻进军官队200余人,均拖家带口,且集中就餐,1948年撤走。

村内现存多处军事建筑遗迹。历史上村南、村中、村北各建城门碉堡三座,城门洞的高度、宽度可容一辆装满小麦的马车通过,今遗址尚存。城墙根部多年前还曾挖出刀斧、瓦砾等。20世纪初,驻军还在该村东南方向建碉堡一座,碉楼属砖木结构,用以观察、瞭望周围军情和动态,解新中国成立后该碉楼被损毁拆除。

该村历史上不仅侯爵颇多,且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据调查统计,该村至今还保留上堡、东南、大庙、北堡、土地、龙门、狮子七个宗社。社有社旗,村有村规,村中耍社火时,以社为单位参加活动。历史上建庙很多,有土地、火神、龙王、大庙、关帝、先农、衚衕、菩萨、文昌、魁星、雷神、玉皇、王母娘娘、观音等庙20余处,分布在主要街道十字或显要位置。村中寺庙有大钟三口,分别置放在大庙、无量庙、先农庙。由于战乱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坏,现村中只有大庙、土地、菩萨、雷神四庙存在,且有香火。

该村人杰地灵。历史上,上至天子皇帝,下至巡抚、县令,为村中良妇、名医、名祠、名庙、民俗社火先后十余次题字赠匾。清代皇帝光绪、慈禧太后、陕西巡抚刘蓉,还有咸宁、长安二县县令都曾为村中的名人名事题词赠匾。

据传,光绪二十六年(1900)全国大旱,该村扯袍峪龙王庙龙王爷托梦于光绪,不久将有甘霖普降。光绪梦醒当日,全国普降大雨,光绪为答谢龙王庙显灵,故赠“泽敷秦雍”匾一块,并从朝中府库拨银,令重修十间龙王庙。后因地方政府重重盘剥,建庙银两不足,只盖了八间龙王庙,将剩余不多银两,用来在村西置地十亩,供庙中管护人员用。直至新中国成立前,村民按龙王庙执事牌的安排,到庙轮流看护,管理民间烟火。

1951年全国开展扫盲运动时,当时村长雷鸣夏(现已去世)安排村民高存满等人,从龙王庙中摘下御匾,后送到本村小学用锯拉开两瓣,做了课桌,现今杳无踪影。

据现扯袍峪村民屈新宽回忆,当时随同光绪赠匾的还有陕西布政使、按察使、西安府、长安咸宁两县共六块匾。

据清《新政上谕》载:1901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走西安期间,慈禧一病不起,太医调治终不见效。后派太监在西安南门内五味十字(药铺、诊所林立)遍访名医,众人一致推举润生堂中医雷云章前去为慈禧看病。雷云章随后为慈禧看了病,且病情明显好转,慈禧太后为答谢雷云章,赠“冰霜矢志,金玉盟心”金牌一块。雷云章乃侯官寨村人氏,生于1867年,卒于1931年。从雷云章那辈起,儿孙皆从医道,且医术高明,品行颇佳。据其孙雷恩宏日前回忆,慈禧为其祖父所赠之匾,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挂在五味十字润生堂门额上,后不知去向。

清同治四年(1866),陕西巡抚刘蓉赠侯官寨牌匾一块,上书“灵湫甘浢”四个大字。刘蓉所赠“灵湫甘浢”之匾,现基本保存完好。

迎春社火中的牛老爷,在当今中国文化遗产上堪称独一无二。2007年5月11日,陕西人民政府以陕政发15号文,将“侯官寨迎春社火牛老爷”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牛老爷(春官)的形成与由来

在我国的农业经济中,牛是主要畜力,故立春又有鞭春牛的节日活动。

侯官寨村自古民风淳朴,重农、爱牛的习俗由来已久。据传,自唐代建村不久,先民们就在今上堡子村最高土台上,建先农庙一座(现存遗址)。坐南向北,正对侯官寨村,每年农历二月初一、腊月初一均举行“春期、秋报”祭祀活动。春期祭祠前,在庙前空地中央,用泥塑青牛一头。祭祠这天,庙坛祭品颇丰,香火缭绕,由村中德高望重老者担任“春官”,主持整个祭祠过程。祭祠完毕,人们用木棍、鞭子抽打泥牛(意为鞭春),泥牛破碎后,春官即把供在桌子的五谷种子分发给村民,然后骑着春牛带领村民下田耕种。

此外,侯官寨村民的重农行为,还可以从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过“忙农”会加以证实。据《西安府志·庙会》篇记述:清代以前,西安的忙农会,分别在东西、南北四大城关举办。民国2年(1913)取消四大城关每年举办忙农会的习俗,改由各县、乡村自发举办。重农的侯官寨村民经广泛商议,定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为该村忙农古会。自立会至今从未间断,而且成了侯官寨村全村每年最隆重的节日。忙农会主要交易买卖农民夏收夏种时生产用具,而且过古会时,村中还唱大戏,方圆十里八乡的农民群众云集古会,人数最多时达三万之众。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侯官寨村迎春社火中的牛老爷形象,源于每年祭春的春官,至于现今人们普遍将春官俗称牛老爷,完全是由于春官是位骑牛的老爷,故人们俗称牛老爷。严格讲,春官是老爷的大名、正名,牛老爷则是小名、别名。现如今,侯官寨村民很少有人把春官老爷称牛老爷。牛老爷的叫法,纯属本村以外社会群众的称谓。

在此,需要特别阐明的是,侯官寨村迎春社火牛老爷形象,之所以俨然一副清朝县令模样,然而却左脚蹬朝靴,右脚穿草鞋,未骑马,而坐牛,令人啼笑皆非、百思不得其解。相传,清同治四年(1866),陕西巡抚刘蓉在给侯官寨村赠“灵湫甘浢”牌匾后,于翌年闻知该村元宵节闹社火,前往观看后,觉秩序很乱,遂将该村春官封为清朝县老爷模样,但此牛老爷的权限只限于祭春、耍社火时组织领导及维持秩序,祭春社火结束,清朝县令(牛老爷)的权位自行消失。上述解释妥否,尚需进一步考证。

二、牛老爷的产生与礼仪

侯官寨村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人们很守规遵道。为使村里元宵闹社火时有章可循,故于民国初年立了村规,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新修订村规,现村规各社俱存,保管于各社社火箱内。

按照村规,每次闹社火时的牛老爷(春官)皆由上堡社产生。对此,村里年龄较大的老者比较集中的说法:

一是上堡村乃形胜之地。从目前地形看,上堡社位于侯官寨村正南稍偏西,而上堡村东、西、北三面临河沟,只有南面处于平地,且高出侯官寨村40余米。假如将侯官寨村作为一条卧龙,而上堡村形如龙头。作为一个自古十分讲究风水的民族来说,遵风水宝地为上社,牛老爷自上堡社产生,人们很易接受。

二是源于先农庙祭农、祭春之事。侯官寨村民大约在唐末宋初就在上堡村建先农庙一座(现遗址尚存),每年的祭农、祭春活动均在上堡村进行。清末时期,上堡村村民增多,遂修堡立社,侯官寨村每年的祭春活动亦由上堡村德高望重的老者主持(即春官)。到了近现代,由于祭春活动日渐淡出,春官(牛老爷)的职能逐渐演变为村民闹社火的总领导角色。牛老爷(春官)自上堡社产生也顺理成章。

三是解决矛盾,平衡关系,维持秩序所需。侯官寨村社火兴起于明、兴盛于清,规范高雅于民国。最早闹社火时上堡社并未参与。分为六社开展,南三社(即狮子、东南、龙门)、北三社(即大庙、北堡、土地),因地缘关系结成两大社派参与社火活动。南北两大社派用戏文相互攻击挑逗,难免走火摩擦闹纠纷,以至出现打架斗殴现象。侯官寨村毕竟是大村大社,能人智者出面商议,将上堡子吸收进来,并尊为上社,以利平衡南北关系,及时解决耍社火中的矛盾和纠纷。与此同时,村中立村规,用村规民约约束规范社火行为。自立村规后,侯官寨村社火耍得再大,从未出现打架斗殴现象。由此可见,将上堡社尊为上社,并担任牛老爷(春官)组织领导社火,是一项得民心而又作用明显的关键性举措。

历史上,上堡社被尊为上社并担任春官(牛老爷),并无争议。但牛老爷(春官)由谁出任,有许多传奇说法。据上堡村多位八十岁以上老人回忆,上堡社牛老爷一职过去一概为姚姓担任(为世袭),后因姚姓人丁不旺,后继乏人(现上堡村已无姚姓宗族,仅留一户也于新中国成立前迁徙到侯官寨村四组)。牛老爷也因情况变化由初开始的世袭制逐渐变化为现如今的推选制。凡出任牛老爷者,皆应五官端正,相貌堂堂,体格魁梧,且有官相。据侯官寨村民一致反映,1956年全村耍社火时,牛老爷扮演者李丙魁形象俱佳,堪称侯官寨耍社火中牛老爷最佳形象者,后人至今无法效仿。

此外,牛老爷所骑之牛也十分讲究。必须是一头膘肥体壮的公牛,且毛色发亮,正值青壮年期。牛老爷及所骑公牛选定后,需练数日,方可登场。

由于该村牛老爷,由清朝官员所命,故着装礼仪均按清朝县令模样装扮。具体形象是:着清朝县令服装,但与清朝县令服装有三个明显区别,一是牛老爷所穿清朝县令服饰,左肩筒袖,右肩不筒而敞开;二是清朝县令双脚蹬朝靴,而牛老爷右脚蹬朝靴,左脚穿草鞋;三是县令出巡皆骑马,而牛老爷登场却骑牛。除此之外,牛老爷前后左右仪仗队伍分别为:最前一排为两名鸣锣开道者,随后一排两人执肃静、回避牌各一副,再次为牛老爷护驾者,执连枷、棍棒,一般成双数,四、六、八、十皆可。此后为骑牛老爷,牛老爷身后是位骑马掌印者。现如今牛老爷登场,身后有掌太阳伞者,又有日月扇出现,可以说不符合清朝县令身份,若做闹社火时体现牛老爷仪仗队之威风可另当别论。

三、牛老爷的登场及权力

按照侯官寨村规之规定,六社社火均耍开后,上堡社的社火和牛老爷须登场,参与并担负起组织领导工作。具体程序是:

1.传人说事。寨子六社社火耍全后,上堡社老人中德高望重者或社火头,即传寨子六社社火头到上堡社开会,研究商议本年耍社火的时间、地点、规模等。若按历史上传统习俗,侯官寨迎春社火的地点应选在村南大槐树、村北的独柏树地域上,时间在农历二月初二前后。后因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而耍社火的旧址地面多犁沟、界畔,地面不平,加之近年来气候变暖,待农历二月初二时,小麦已分蘖返青,届时再闹社火,将严重影响小麦产量。因此改在寨子村内进行。

2.上香拜神。历史上侯官寨村各社祠庙颇多,因此每年社火耍起之前,由一老者牵头,手挎香篮,逐社祭拜褚庙神。上香拜神时,各社祭祠者可按反方向倒转。最为讲究的是,每年正月十五子时一过,各社争先去上堡社庙中上香拜神,那个社若能抢得头炉香,意即本年万事大吉。

3.尊老爷至上,请老爷看社火。为体现敬重上堡社牛老爷,各社上香拜神完毕,均装扮三、五桌社火,到上堡社请老爷看社火。此时,各社一德高望重的老者,要按清朝礼俗单腿跪地在老爷堂前,大声禀到:“某社社火准备就绪,请老爷下堡子看社火。”老爷作答:“知道了,请退下。”各社请老爷时,须持请帖,且仪容要庄重而严肃。否则,要遭老爷训斥鞭打。

4.传令督催,牛老爷闪亮登场。按村规约定:寨子各社请老爷社火一结束,稍许时光,牛老爷府前传令兵(该村人称为马牌子),身背火葫芦(红颜色),下村督催各社抓紧准备社火,连跑三遍以示隆重礼仪。传令兵第三遍督催时,火葫芦内插鸡毛令箭,意即牛老爷马上要登场,各社社火应准备完毕,随老爷开始转场。

牛老爷登场后,即按村内地形方位,自右手方向转起(即带社),依次为狮子社、东南社、大庙社随后依次跟进。但转至北堡社后,而北堡社紧随牛老爷前行(其理由是北堡社为该村耍社火时的二老爷),随后依次为狮子、东南、大庙、土地、龙门诸社。

侯官寨乃礼仪之村,各社之间团结、礼让,故有让社之说,意思为哪一社社火临近自家社火居子门前时,均礼让其他社火先行通过,以示和谐与尊重。

5.老爷坐堂,观赏社火。牛老爷带各社社火绕村一周后,即升府坐堂。坐堂地点皆由东南、大庙两社轮流布置。牛老爷坐堂后,北堡社一德高望重老者坐老爷侧旁,陪侍牛老爷观看社火。随后,全村社火热闹进行。但无论那社社火转至老爷堂前时,均由该社社火引领者,到牛老爷堂前行跪拜礼,请老爷观看本社社火。

侯官寨村迎春社火牛老爷的主要权力为:一是组织协调并领导社火实施,二是维持耍社火的治安秩序。

四、侯官寨社火的特点及艺术价值

自古以来,侯官寨村大能人多,且民风淳朴,文化底蕴深厚,因而元宵节迎春社火也独具特色,影响深远。

侯官寨社火的特点:

1.场面壮观,秩序良好。耍社火时全村出动,除老弱病残者外,约有近3000人参与其中。每社社火以二十桌计算,全村一次巡游社火在150桌左右,加上锣鼓、仪仗队及社火底子,村里街道满是社火踪影,而周围村民看社火者更是人山人海。故有“来早的看不到头,晚回的能看到尾之说”。尽管场面如此之大,方圆三四十里村寨无可比拟,但至今很少出现打架斗殴现象。

2.以文扮戏,让戏说话。历史上,侯官寨唱戏人很多,远有自乐班,近有业余剧团,新中国成立前后该村中演的古典剧《闯宫抢斗》,在西安城南小有名气。故该村耍社火时,把以文装戏,让戏说话当作重要手段,尽力发挥演示。因该村历史上形成南四社与北三社两大社火派系,故该村社火中常出现三、四、南、北四字。南四社常装扮的社火剧目有《罗通扫北》《收三霄》等;北三社则以《诸葛亮征南蛮》《杀四门》《铡四贼》予以还击。以戏斗智,以戏挑逗,贬低对方,是该村社火最大特点。故每年元宵闹社火时各社社火头,特别是出社火的高人、智者可谓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想招出戏,千方百计让戏说话,以打压对方为快事。由于侯官寨村是个和谐整体,社火也不是从始至终以戏斗智,贬低对方而结束。每年结束的最后一回社火,皆以《群英会》《龙凤呈祥》《将相和》等戏登场而告结束,共享皆大欢喜的大结局。

侯官寨牛老爷社火集中反映了农耕文明时期的民风民俗,而“牛老爷”更是村规民约的化身和代表,据当地习俗,在正月十四、十五耍社火期间,村里的行政领导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一切只有牛老爷这个临时“春官”说了算,而“牛老爷”在当地耍社火过程中的确承担着领导、组织、协调、处理治安事件的职能;“牛老爷”既是人们争相观看的社火主体、核心和主要内容,又是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灵魂化、形象化、具体化的核心人物。

牛老爷社火是民间文化的集成者,涉及和囊括了包括刺绣、化装、锣鼓、雕刻、绘画、戏剧、秧歌、祭祀、礼制等一系列非物质文化,而且能与时俱进,从走社火到抬社火芯子、平台,发展到今天的车拉、车载。社火内容积极向上,强调传统伦理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符合社会主旋律,满足了群众追求真善美的美好精神需求,深受群众喜爱而影响深远,赢得广泛赞誉,成为侯官寨村人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名片”。

魏家岭村

位于杨庄街办西南方向,西与引镇街道羊建村相连,北连东沟水库和李家山村,东边隔沟相望汪庄村。2个村民小组,90户,350人。

村南公路通往砂石厂,靠山有本村一片杨槐林通向半山腰,大约100多亩,树木生长茂盛,前些年承包给村民管理。

听老祖宗讲,因为魏姓最早落户,所以起名魏家岭村。

2007年修成人畜饮水工程,解决历来群众吃水难问题。2008年修成通村公路,方便群众,推动村民经济发展。2009年进行全村低压线路整改。2010年修建村办公楼和群众休闲娱乐场地。2012年上半年集中精力,完成街道硬化工程,水泥路通到各家各户门前。

村西200亩左右沟塬上、沟坎、河道处,准备建成休闲娱乐、旅游观光、垂钓漫步、修心养性之地。

出村向南沿公路经砂石厂进扯袍峪,便是远近闻名的人头山,本村的汤房在朝阳洞,逢古历七月初十过古会。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从群众的住房和村容村貌来看,90%的群众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房子全部更换,基本上都新盖了楼房。人们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已有十多名大学生。

村民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前些年国家提出沿山地区实行退耕还林,加强山地水土保持,开始群众不愿意,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因此群众自发的在自己的坡地种上果树和经济林。

付家塬村

位于杨庄西南1.5公里的塬上,北临107省道环山公路,西隔沟与李家山村、东沟水库相望,南与汪庄、魏家岭接壤,东与井家湾村为邻。2个村民小组,82户,386人,耕地380亩。村民以农耕为主,主产小麦、玉米、油菜。农民收入主要以在外务工为主,其中建筑工156人,钣金工18人,木器加工6人。

该村是一个自然景色十分优美的村庄,西有自然风光优美的天然沟壑经济林带。村西水库旁依山傍水建有数家农家乐楼阁凉亭,水面水鸟嬉戏,库旁柳树成荫。西南有秦域养蜂合作社。

村民历来以农耕为主,上山打柴为生,生活比较贫穷。新中国成立后再也见不到以前的草房、窝棚和残垣断壁。现已是楼房林立,道路宽敞,百姓安居乐业的自然村庄。

2005年9月,村两委会积极组织群众大力进行产业调整,在村西沟壑内种植“中华寿桃川中岛”64亩,现已挂果。2006年10月,引进矮化核桃13亩,樱桃16亩,金太阳肉杏28亩。该村经济林带建设初具规模,使部分农户增加了收益。

2009年3月通过农户捐资和多方筹资10余万元,对旧农网电路设备进行改造,更换以前旧线路,购置电容量更大的变压器,彻底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用电难问题。8月配合上级政策,积极筹资启动人畜饮水工程,铺设管道500米,修建水塔一座,蓄水28吨,户户通自来水。11月投资14万元,对全村主干道路一条和支干路两条进行水泥硬化,宽4米,长约1公里。

2010年10月底启动村级两委会阵地建设,新建一座五间一层砖楼房。设立街道垃圾定点填埋点两处,聘用专职保洁人员一名,加强村容村貌管理,实行定期清扫,全天候保洁。

2012年,完成一条宽5米、长约500米付家塬至井家湾东西走向的出村主干道路硬化建设,两条宽4米、长300米的村内支干道硬化工程。8月启动村两委会阵地建设后续工作,完成500平方米活动健身广场。

南佛沟村

南北方向延伸,长约800米,是南佛沟、中佛沟合并而成的自然村。6个村民小组,200户,810人。耕地378亩。村东塬下为库峪河,村西为干河。

该村至今约有450年的发展史,因历史记录不详,难以考究其具体发展过程。关于村名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中佛沟的塬上有座古庙,坐北朝南,门前有个大涝池,形如“杓”头,涝池北面有条自然壕沟,直通北佛沟村南,转向东去,将中、北佛沟自然分开。涝池北面,南北走向的壕沟像个“杓把”,因此称杓头和杓把所在地叫“中杓沟”,杓头以南叫“南杓沟”,杓把以北叫“北杓沟”。

另一种说法,中佛沟的西塬上有南北走向的两条沟,西边的“大花底沟”和东边的“补子沟”在北佛沟村南相汇,相汇的三角地带有座“佛爷庙”,因这座庙东、西、北三面都有沟,故称“佛沟”。沟与佛爷庙的所在地叫“中佛沟”,以南叫“南佛沟”,以北叫“北佛沟”。

现在都以“佛”字为准做村名,大概是因为人们都比较相信第二种说法的原因吧。

2000年2月后,在村委会的领导下,开始拆迁搬迁工程。把原来居住在塬下的6个村民小组全部迁至塬上,修建排排新房,形成南北向一条街,东西向8条街的新格局。实现由散居户变成街道村的重大转变。另外,投资15万元新建村委会办公楼,投资10万元建成休闲健身广场,投资30万元建立人畜饮水工程,投资50万元平整土地300亩。投资20万元为学校新建楼房13间,随后又投资100万元修通道路。在全村范围内进行绿化工程,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据传,中佛沟的塬上很早就有座古庙,就是佛沟学校的旧址。明、清时期,村民在此办私塾,当时有上殿三间,门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民国时期,又是地方私塾学堂。1919年“五四运动”后,由村民自办兴校,学校改名“保学”,读孔孟之书。1945年,聘请高山庙张四维为主教,设教学班级2—4个,有教师两人,相当于初级小学。

1946年,由北佛沟村名医李作耳先生倡导,在初级小学的基础上办起高级小学,当时全校师生70多名,设教学班级6个。学校取名长安县引驾回乡第二中心国民学校。

2000年后,村委会投资兴建新校舍,现名为佛沟小学。

北佛沟村

在终南山下、库峪河畔坐落着一个只有6个村民小组,200户,800人、总面积910亩的小村庄,这就是北佛沟村。以张、李二姓为主,占90%以上。

老村原分东西两头,东头南北延伸,前面是库峪河,隔河与蓝田为邻。后面是塬,塬上是肥沃的农田,往西走去,尽头就是干河。

村名因地形而取。村名来历见“南佛沟村”。

据已故张景云老先生说,村子始于明代中后期,距今约400余年,新中国成立前属引驾回乡,由南、中、北三佛沟和陈、车、孙三岩头组编而成。

过去,村民靠种地为生,无地或少地人家多以肩挑度日。因家贫穷读书人甚少,多数贫苦人家子弟十多岁就外出,以理发行居多。

1964年秋,长安社教工作组进驻,一面发动群众揭发问题,一面带领群众大搞农田建设。原村前面坡下的库峪河因无固定河床,洪水乱流,忽东忽西,近百米宽的河道全是乱石沙滩。二队工作组长张定国同志不辞劳苦,周密谋划,带领群众移石造田,经过冬天的艰苦劳动,一条笔直的河道展现在人们眼前,沿河两岸筑起千米大堤,造稻田50余亩,叫“河水听人指挥”,艰苦创业的精神轰动全长安,报社采访、各村参观者络绎不绝,社教文艺团还来村编赞歌。“站在坡头唱新歌,北佛沟来新事多”。2012年世园会上还播放此歌。

1965年社教工作组离村后,村支书李增勋同志带领群众继续苦干,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艰难条件下,硬是靠双手在北起西汤路洋桥、南到秦岭脚下的库峪口,南北长达20余里的库峪河上筑起两座本村的混凝土大桥,也是当时库峪河上由村民自建的仅有的混凝土大桥,打通了通往蓝田的交通要道。继而在塬上又打两眼百米深的机井,建起一处引水上塬的抽水站工程。又顶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狂风恶浪,给村办起条筐厂、电瓶厂、炼铁厂、草袋厂、医疗站,盖13间大队办公用房。

进入21世纪后,全村进行移民大搬迁,把过去住在塬下的住户全部搬至塬上新村,一律楼房化。先后两次硬化道路约2000米。2007年在长安区水利局的支持协助下,实现安全引水工程。2010年盖起三间村委会办公楼,在院内安装健身器材,修建篮球场等文体娱乐场地。

该村虽不大,历史并不太长,但医学极为发达。从医人多,且多为名家。东头张振刚老先生,是清朝道光年间本村第一位老中医,不但医术高,医德更高,誉满十里八乡,后辈继承者张景云、张伯仁等辈辈不断。到清光绪年间又有李卓日老先生名震蓝田、长安两县,不但医术精湛,而且热爱教育积极办学,今天的佛沟小学就是在他积极努力下于1946年办成的,当时校名为长安县引镇二完小。他亦传医术与其子李立中,20世纪90年代名扬方圆百里。此外,还有神医张京富,人称半截历头。而西头也有一位一字不识的庄稼汉大老粗,贯以野草为药为乡亲治疗毒疮之苦而不花一文钱的李增德老人,因姓李,因而乡亲都尊称他叫草药李。还有一位最受崇敬和怀念的接生婆李老太太,即现在三组李小平的奶奶,不通文墨,但在实践中学会了接生之术,现在村中20世纪50—8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90%都是她接生的,人贤惠,虽家贫,但接生不管贫富分文不收。她去世后,村民们在张炳年的组织下为她赠送了一块“再世二天”的牌匾,以表怀念之情。时至今日,从医者尚有张绪民、李五九、李百忍、张孟时、李春艳等等。

陈家岩村

西望季节性河流扯袍峪(俗称干河),东临涛声依旧的库峪河畔,与蓝田县汤峪乡史家寨村隔河相望。南近北佛沟村。2012年,2个村民小组,150多户,613人,耕地618亩。

关于村名,当地人普遍认为,是因为陈姓居住。村建于明崇祯年间。清嘉庆《咸宁县志》已记为陈家崖。

一组共83户。陈姓占1/4,为老户;惠姓约占1/2,大户,从鸣犊马嘶坡迁来;杨姓一户,从大石头沟迁来;李姓2户,从小寨迁来;另有商、严、崔、贾姓各一户。

二组70多户,250多人。陆姓为老户,屈姓清嘉庆年间从岔道口迁来,美姓来自杜曲,肖姓从蓝田史家寨肖坡迁来。

1935年库峪河发大水,沿河土地被冲毁,村民损失惨重。民国18年(1929)“年馑”,天大旱,第二年麦子不及一尺,无法收割,小麦颗粒形似鸟雀粪,村民几乎绝收,只好进山背柴,有的携儿带女外出乞讨,苦不堪言。民国21年(1932)7月,正是玉米拔节时,突然蝗虫遍地,村民只好用长杆缠布,发疯似的狂吼,驱赶蝗虫,但终归无济于事,此年严重歉收。

1981—1985年,全村整体搬迁,由河东岸迁至河西岸,即今址。原村东拆迁后,被作为耕地使用。如今,以种植业为主,农闲时节部分村民外出打工,一部分人从事养羊,约有20户从事劳保手套加工。

新中国成立前,车家崖、孙家崖、陈家崖为三崖,三村曾建有城隍庙,三村曾在城隍庙设有私塾,后建有私立学堂。1939年开始新的教学方式,三村成立初级小学和民众认字学校。民国时,每年的4月4日为教师节。新中国成立后正式成立学校,为当时引镇地区四所学校之一。1950年迁至佛沟小学;1973年后,陈家岩村有村办初小一所(1993年撤销后改为幼儿园)。小学毕业,即回家务农。1973年后,杨庄中学诞生,学生方可接受初中教育。

因地理位置偏僻,村民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单调。除了平日里的老碗会以外,城隍庙会期间耍社火为村民唯一的娱乐方式。在当地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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